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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帝都北京和魔都上海比成都脫口秀高的也不僅僅隻是票價。
值得一提的是，哈哈曲藝社的另一個創始人李陽，也是成都人氣電臺脫口秀欄目《匕陽秀》的主創，這或許能讓俱樂部的作品有機會直接進入大眾輿論層面進行檢驗。所以4Fun咖位雖然不如噗呲，但讓成都本地演員也有瞭機會。另外還有暫時沒形成俱樂部體量的“無趣”。嚴格說來他們其實是西華大學內部的一個社團，相較於前兩者來講，起步更晚，起點也更低，能做到定時定量地演出就已經竭盡全力，至於商業化就是更為遙遠的事瞭。
所以這種“非常規選擇”的唯一可行解釋就是為瞭照顧學生們的觀看，因為隻有學生們有閑沒錢，不會像城裡面窮且優雅的社會人那樣，總是想著去參加其他更酷更容易社交的娛樂方式，讓辛苦爭取來的場地和演員資源白白打瞭水漂。
所以小田的自嘲雖然有一定道理，但可能最大的痛點在於沒有多少人願意等你們成都的脫口秀演員成長瞭。可能真是這屆“聽散打”長大的觀眾不行。
“它們（北上廣）現在脫口秀做得挺好的，我相信兩年後在成都也會開花結果，到時候我們會擁有一批固定的觀眾，買我們的票，看我們的演出，我們也會被邀請去其他城市演出。到那個時候，大傢就能靠這個養活自己瞭。”
李伯清在成都電視臺有欄目辦公室、在西郊有自己的足球場、在西村有自己的工作室，正在定義“最成都”的生活方式
除瞭門口寫著“脫口秀”的KT板，成都人更願意去酒吧的樓上坐坐，俗稱“搓麻將”
首先是演員和編劇資源的短缺。有的演員因為興趣愛好站上舞臺，用多吉的話來講就是“工作用來養活自己，靠脫口秀來滋潤自己”。對演員來說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至少說明他們的生存需求已經得到瞭很好的滿足，已經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瞭。
多吉覺得也這有個好處，因為“標簽本身也能成為段子，讓每個演員都要講符合自己身份的話，讓自己有辨識度”。就像郭德綱不用解釋，觀眾就知道於謙的爸爸應該叫“王老爺子”或者“歐陽丹青”先生一樣，時間長瞭就能形成“梗”，而“梗”是每個小眾文化圈逆襲的重要基礎。
作為演出當中的另一極，觀眾的反應是演員創作能力、表達能力、舞臺張力的試金石。蔡師傅說：“因為自我認識的幽默通過瞭觀眾的審核才算成功。單口喜劇這個舞臺形式是靠演員和臺下的觀眾一起完成的，如果觀眾不笑，那就不成立瞭，變成瞭演講。”
“假打”的流行就受益於這種“脫口秀”創作思維。在當初著名的《獅子樓》段子裡，“假打”通過請客吃飯、開豪車買單等每個人都能接觸到的生活場景，活靈活現地表現出瞭“愛慕虛榮”、“死要面子活受罪”等公共吐槽形象。
在他參加的那個俱樂部裡，身邊的演員有滿是紋身的龍蝦館服務員；有自己設定瞭“變態”標簽的醫生；唯一一個看上去專業很對口的相聲演員，在相聲沒堅持下去後去當瞭《前任》1和2的制片人，至於後來再撿起話筒說脫口秀，主要是因為《前任3》沒有讓他跟投。
這種開場白不僅是在給觀眾打“預防針”，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在降低觀眾的預期。
“你們就是來找不痛快的”。
那是2016年的8月，德雲社正在準備成都站巡演，而人們對演出效果的預估並不樂觀：首先是場地遠在郊縣，需要觀眾額外付出大量的時間和交通成本；其次是相聲太富有北方方言色彩，很多南方觀眾根本聽不懂。
所謂0.01，具體是指俱樂部每周六開放麥的票價，累計賣出瞭560份。另一個定價0.01元的城市是重慶，銷量是360份；而所謂開放麥，就是演員試段子的演出，就像電腦自帶的遊戲“掃雷”。演員們通過真實的觀眾、觀眾的反應，一點點去試探觀眾的G點。
《脫口秀大會》的演員王勉、窮小瘋和張博洋的商演，也隻能支撐不到百人的室內小型演出
而如果深究這三個脫口秀俱樂部的來歷，也能挖掘出不少信息量。
另一個劣勢是參與者有太多在專業技能上“白手起傢”，這是多吉的直觀感受。
與此同時，目前的脫口秀多是單口喜劇（Standup Comedy），屬於脫口秀的一個分支，是相對西化的幽默方式，多從自己的生活中取材，經過一些寫作方法加工成段子。其真正內涵在於用大傢都能接受的、幽默的方式針砭時弊，或是討論一些新聞和社會問題。
或許對北上廣這樣集中資源的大城市來說，是一種文化繁榮的標志；但在深居內陸、難免滯後的成都市場，卻成為瞭最天然的劣勢。
如果連續幾個段子沒有擊中觀眾的笑點，場面就會迅速冷靜。或許是段子質量確實有問題，又或許是觀眾還沒有擺脫所謂的“低級趣味”。因為在出現一些關於性、關於惡趣味的段子時，現場的氛圍還是非常熱烈的。
原標題：成都脫口秀生存實錄
要知道西華大學坐落在成都的郫都區犀浦鎮，其區位條件大概相當於北京人民心中的通州、上海人民中心的崇明，總之是一個會被上班族歸類為“出遠門”的地點。
對於這樣的說法，為數不多參加過商演的演員羅老師表達瞭自己的悲觀態度：“說不定哪天就滅絕瞭”。不是“死”，不是“失敗”，而是“滅絕”。但有趣的是，采訪到的大多數演員都對羅丹有很高的評價，但能力出眾的羅丹為何在這個問題上會和其他演員觀點迥異，不得而知。
脫口秀行業的“江湖”色彩，像極瞭中國歷史上“最江湖”的兩個時期：春秋戰國和晚唐。
在和演員的談話當中，他們不約而同都談到瞭成都的城市特性。有人說：“做單口喜劇的演員都比較窮，但成都這個城市的包容性，讓窮人活得也挺自在，焦慮和壓力不是特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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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口秀行業的現狀也同樣如此：表演方式上的低門檻、表演場地上的隨機性、受眾人群的平民化，不僅讓演員們難免陷入“文人相輕”式的彼此不服，就連普通的參與者也能夠從容地在“觀眾”和“演員”之間切換身份。
成都脫口秀生存實錄
而小田也不是唯一一個將“窮”編成段子的脫口秀演員。俱樂部的開放麥主持人蔡師傅，就總是在演出中反復提到“0.01”這個數字。
在理論之外，這種滯後的無力感在今年4月的商演中有過一次間接體現：當時一名來自廣東的脫口秀演員回憶童年“窮日子”的時候說，“90年代縣城裡開麥當勞是很牛逼的事，巴不得帶著香港親戚去炫耀一下”，而觀眾隻笑瞭一半，因為他的後半句是“薯條漢堡可樂，就是當時人們心裡西餐界的三個xx”，非常自然地垮掉。
這是兩個沒有絕對權威的時代，諸侯與諸侯之間、藩鎮與藩鎮之間形成瞭微妙的實力制衡：一技之長更容易出人頭地，也沒有人甘心受到規則的制約——這讓個人色彩濃厚的“俠客”成為瞭生活新可能。所以你看金庸先生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沒有一個設定在藩鎮制度出現之前的歷史環境裡。
多吉的同事小田就把這種現狀改編成瞭段子“你們開路虎，我卻喝不起路虎”。
4Fun俱樂部的前身是牙尖俱樂部，由哈哈曲藝社的田海龍創辦。不同於噗嗤的是，俱樂部內的大卡司不是在各個點上進行巡演，而是以每次兩名的規模來助陣，更好地帶著新手一起成長。
與積極融合成都文化的嘻哈相比，成都脫口秀是一種割裂的存在。
蔡師傅有過嘗試。作為一個在成都呆瞭近十年的廣西人，三年前開始組織開放麥的時候，也嘗試找過四川或者成都本土的演員。但進行過無數次試驗，他們卻始終沒有找到除瞭李伯清那種“散打評書”之外，其他能夠體現“牙尖”“麻辣”文化的方法。
或許正是存在這樣的積極信號，才讓大傢保持瞭樂觀的態度。當晚唯一的女性演員劉緣緣就覺得“不斷有人關註就不是壞事，有新鮮血液的註入就不是壞事。”這次演出是她首次登上開放麥的舞臺，23歲的她走出大學還不到一年。對成都脫口秀來說，她又何嘗不是“新鮮血液”呢？
在這裡，對於好耍的東西，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想辦法多出現在他們面前。
言語間，他們毫不掩飾對自己努力的肯定，也更加不吝惜對成都的信心。
對於0.01，蔡師傅聽到更加“樂觀”的解釋：“我們也是在做環境基礎，有群體懂得單口喜劇精神，觀眾們有瞭自己的喜劇審美就好辦瞭。”
演員往往是整場演出中發際線最高的人，而觀眾們則以學生居多，對脫口秀的瞭解大部分來自於池子和李誕
到瞭2018年，伴隨著《吐槽大會》的爆火，脫口秀演員接盤瞭這樣的成都市場：無論是今年2月由史炎領銜的獨立商演，還是4月份作為音樂節分會場的閉門演出，即使在不做大規模宣傳投放的情況下，門票依然是很好賣的。
這比用“青史幾行名姓，北芒無數荒丘”來規勸人們珍惜時間的傳統評書要親民得多。
這句話像極瞭愚人節時假借“開玩笑”之名的表達，因為回到舞臺下的小田還是有些不甘心：“說脫口秀是為瞭好玩，以及錢。但我太高估自己瞭，因為我沒賺到錢。希望演完能打車回傢，而不是附近找個網吧湊合一宿。”
所以不光是成都，其實北上廣的脫口秀是在“收著講”。隻不過相應地，成都這座城市雖然以麻辣、牙尖、嘗鮮聞名，但由於起步晚、市場環境成長滯後，導致脫口秀行業還遠遠沒有到“麻辣”的本土體系相融合的地步。
這也造成瞭觀眾質量上的欠缺，是一種變相的觀眾資源短缺。使脫口秀商業化最重要的一環出現瞭斷層，這種斷層比人才斷層更可怕，也更急迫。
所以在被動自力更生的大環境下，成都目前的三個主流脫口秀品牌在彼此的關系非常和諧。比如多吉是噗嗤開放麥的常駐演員，同時也是4Fun校園行的負責人；演員田妹既會參加噗嗤的演出，也會在朋友圈宣傳無趣的開放麥。
以北京市場為例，脫口秀已經能做到天天有開放麥，周周有商演。笑果文化在去年獲得近一個億的投資；早在2013年，北脫也已經有瞭商演，首場就賣票近200張；而在成都，每周僅有的兩場開放麥，路費都得演員自己掏；在比2013年晚瞭5年的今天，商演來瞭兩百多名觀眾在演員們看來也是件“出乎意料”的事。
這顯然有違我們的判斷——李誕們“具象化”瞭這種新娛樂方式的成長潛力，但卻在最娛樂的城市裡混亂地像個“江湖”。
但對成都脫口秀來說，這並非是一件好事。隻能說明成都的脫口秀還處於發展不充分的階段，演員無法投入太多的時間，更不可能有專業的編劇來和演員進行明確的分工合作，所以現在都是由演員“分飾兩角”，承擔演員+編劇的職能。對脫口秀這樣一個需要團隊合作的事物來說，效率太低瞭。
折射出的現象就是成都脫口秀商業化程度基本為0。演員太少，高質量的演員更少，也沒有成規模成系統的編劇團隊以及宣發團隊。這使脫口秀這種觀眾參與門檻相對較低、內容相對積極有趣的新型娛樂方式在成都長期處於極小眾文化的狀態，無法形成有效的觀眾群。
劣勢最直觀的表現之一，是俱樂部幾乎沒有決定自己“作息規律”的主動權。比如作為成都唯三可以穩定演出的脫口秀俱樂部，“無趣”不僅願意將自己的演出場地安排在西華大學的某個咖啡店裡，還將時間安排在瞭工作日的周三。
事實上，同樣自嘲的說法在每一場的開放麥演出的主持人口中也會聽到：
蔡師傅告訴我，成都的線下演出是從純粹的興趣交流開始的，大多數演員都是業餘時間來參與，所以演員的進步多來自自我探索和彼此交流，並沒有經過所謂的系統培訓，天然地和北上廣的演員群體存在差距。
笑聲是對脫口秀演員最大的褒獎。但事情常常與願相違，一般演員在開放麥這種登臺十分鐘左右的演出中，“垮掉”三次，場面就會很尷尬瞭。甚至會出現讓演員不知所措，陷入忘詞的境地。最後草草結尾，尷尬下場。
所以小田仍然記得在某場演出之後，因為某位演員的段子垮掉，導致演出剛剛過半就有觀眾陸續退場，整場結束觀眾從開場的62人銳減到26人左右。
當年孫繼海從英超曼城留洋過來後，最感慨的記憶莫過於球隊即使大比分落後，緬因路球場的球迷們依舊願意歌唱到最後一刻，相信奇跡最終能夠發生；而球員也往往能夠深受感動，迸發出驚人的能量。
如果考慮到當時“聯賽混亂”“國傢隊低迷”的大背景，繼海可能是在節目上委婉地提醒廣大球迷們：我們還在成長階段，需要你們相對不計好壞的鼓勵——好在後來這種不友好的觀眾氛圍，通過許傢印們的投資得到瞭一定地解決，也難怪李誕會在吐槽大會上告訴馮瀟霆，麻煩許老板考慮投資幾個脫口秀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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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觀眾開路虎，我卻喝不起樂虎”
未來：成都什麼時候能不“假打”
成都本地脫口秀並非沒有實現商業化的先例，當年讓李伯清當選第一屆“巴蜀笑星”的改良曲藝形式“散打評書”，就頗有一些“脫口秀”的雛形：以討論新聞熱點或者社會現象為主，以幽默作為主要表現形式，以笑作為表演的最終結果。
當然他們也有辦法彌補一下門票上的大出血，比如演員們會插播一些提供演出場地的商傢植入。這種通過B端補貼來反哺C端市場的作風，頗有當初滴滴、餓瞭麼以及現在的瑞幸咖啡燒投資人的錢以教育用戶、搶占市場的作風。不同的是，成都的脫口秀不像它們一樣有投資，但又不得不教育觀眾。
“0.01能聽到什麼好東西，是吧？”
所以即便李伯清的段子裡有很多方言梗、地區梗，但即便是外地人也大體能夠從內容主題上快速進入語境，諸如《我是球迷》《散打SARS》《成都夢》等等。
再到後來，李伯清的“散打評書”模式幾乎成為瞭川渝喜劇的標志，讓幾乎所有瞄準瞭川渝受眾的影視作品，比如《梅花檔案》《福星高照豬八戒》《檸檬》等都向他發出瞭邀請。而李伯清也自然成立瞭工作室，集中開發川式幽默這個大IP，由此完成瞭從評書人到藝人的轉變，充分商業化使他在這個領域中名利雙收。
成都的觀眾肯定有人能聽得懂這個梗，但地緣上的“天高皇帝遠”早已讓成都的關註點更加“市井”，這是擁有先天娛樂基因也無法加速跨越的“磨合階段”。
“沒吃晚飯吧？沒事，聽吐瞭待會兒宵夜可以多吃點”。
但到瞭演出當晚場內幾乎座無虛席，這讓郭德綱不由得在開場感嘆：“你們怎麼變得這麼愛看相聲瞭。”
但令人遺憾的是，李伯清的影響力在退休之後並沒有得到理想的延續，比如李伯清的徒弟們。
不同於郭德綱和他的徒弟們讓“相聲”傢喻戶曉，至少在話題量上迎來瞭新的行業巔峰，除瞭李伯清多次“返場”式地參與欄目錄制，成都人幾乎很難將“散打評書”這種藝術形式貼在其他人身上。
但這種體驗卻意外地僅限於“觀眾層面”。當人們試圖將熱情轉化為生產力，很多事實似乎在暗示：在這樣一個不需要標準普通話的藝術形式裡、在這樣一個曾經孵化出“選秀文化”“嘻哈文化”的娛樂城市裡，在脫口秀這件事上人們似乎更願意欣賞而不是參與。
這裡的“其他人”就包括他最出名的兩個徒弟，閔天浩和廖健，前者安心在四川臺當主持人，後者去開瞭火鍋店。除瞭偶爾出演川臺的各類方言自制劇，幾乎看不出來任何多餘的“師承”積累。
另一方面的影響力走樣，體現在李伯清的微博微信上。
雖然每逢區域性的熱點出現，李老爺子總會攢出幾條富有方言特色的金句，在社交網絡進行短時間刷屏。可實際上李老爺子的雙微早已經進入瞭工作室運營狀態，走營銷號段子手的套路，自然也沒有什麼關於喜劇行業的內容瞭。
所以相比於有“相聲”“清口”等語言藝術做底的北京、上海市場來說，傳統積累留給脫口秀的遺產無限趨近於0，畢竟想要實現商業化，首先還是要形成自己的商業運作流程，建立完整的演員選拔培養機制、盈利模式和宣傳系統，這都必然是一個漫長而線性的過程。
更何況在這之前，他們還有一個非常鮮明地任務：如何讓成都人民接受除瞭李伯清之外，第二個在舞臺上靠聊天混口飯吃的藝人。
這件粉紅色的衣服，成為瞭演出後微信粉絲群的主要話題
但“沒錢更多消費的觀眾”和“不以此為生的演員”兩兩相加，直接導致瞭成都脫口秀行業整體上的“窮”，涵蓋行業的體量以及演員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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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也對成都脫口秀產業的窮有過反思。最後他得出瞭一個自黑式地結論：“最主要的、根本的、內在的原因是成都脫口秀演員太垃圾，我們深感慚愧。”
比如噗嗤是由制作《今晚80後脫口秀》的笑果文化打造的脫口秀俱樂部，正在全國各地佈點，和當地的相關組織進行合作，然後讓大卡司去一個個“據點”演出，提高他們的知名度，拉攏客戶黏性。他們在成都選擇瞭過載俱樂部，兩者合作才有瞭噗嗤×過載。
所以要描述成都脫口秀行業的現狀，確實是一個外表已經在地上，但也隻能“跑江湖”維持生計的“窮日子”，窮到北京2013年的數據，已經足夠讓2018年的成都羨慕。
一場脫口秀的最低消費為10塊錢，是建設路商圈周末夜晚最劃算的打發時間方式。
但這傳達出一個正面的信息——成都的年輕人正在關註脫口秀。
反思：“成都的脫口秀演員，垃圾”
最後：信仰成都的慢生活
在一篇關於成都的文章下，有網友評論說成都是一個用吃喝玩樂掩蓋野心的城市，“反正我待瞭9年，從來不知道慢生活為何物。”
他收獲瞭2900多個贊。
這顯然說明瞭一個問題：成都留給人們的“慢生活”印象並不是真的慢，沒有哪一個正在快速發展的城市可以“發展快”和“生活慢”兼得，否則也難以4年3奪“新一線榜首”。
但成都人骨子裡追求閑適好耍的鮮明個性也是真的，不然也不會有遍地開花的火鍋店、茶館、麻將館，以及總讓外地朋友誤會成都人從不上班的春熙路和太古裡。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現實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間的選擇題：不需要懷疑一個真正娛樂的東西能不能在成都活下來。成都開放包容之名就是來自於對各種人各種事的接納和兼容，成都脫口秀舞臺上站著來自全國各地的演員就是最好的佐證。
蔡師傅覺得0.01的票價是繞不過去的梗、也是很難提上去的門檻，因為“可惜的是，有時候觀眾不得不體驗到那種被雷炸掉的感覺。”
也有人發現瞭一個規律：北上廣做得特別好的東西，大概兩年之後成都就能趕上它們的步伐甚至更好。比如共享出行，在北上廣試運營的一段時間後，成都很快成為瞭Uber全球發單量最大的城市——而這個數據後來變成瞭段子，大體的意思是別再跟著趙雷唱“和我在成都的街頭走一走，我們成都人都不愛走，隻打車”。
或許正應瞭脫口秀行業資歷最深的人之一的西江月的話——“在中國做脫口秀，做的時間越長，越不是非常看好這個行業。”
但對成都脫口秀的地上江湖來說，故事才剛剛開始。至於會熬多久，誰都不知道。一如我不知道，這周的演出結束後，小田是打車回傢，還是在附近找瞭個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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